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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遗忘的记忆-南日岛记忆

我有家庭了,不能去台湾!
讲述人:杨尾治,女,1930年出生,党员,战役时为西高村妇女主席
阿妹,打仗都过去多少年了,你提它干什么?没有人再愿意回忆那些痛苦的事情了……记得十月的一天,土匪登陆后,第二天在万峰、岩下、西沙几个村召开会议,要求每户派一人参加,当时大家都吓得躲起来了,去参加会议的不多。会议上,土匪头对我们说,我们现在过的解放生活,是悲痛的生活。他们限共青团员、民兵、村干部等三天之内到军队登记悔过自新。他们还在岩下乡政府内放一个广播机,旁边写着二十多条标语,有三条我记得很清楚:“1.有钱人贫穷了,无钱人饿死了,这就是解放!2.反共抗俄,争取国家的独立自由。3.诱骗妇女欺骗青年参军都是共匪害民的勾当!”那时候很多百姓还不认识字,土匪就把我们几个会识字的妇女叫到台上去念,然后命令各村拿黄纸过来抄写,回去用墨水涂在墙上。
最后,有一个胡总指挥的,在会议上说,他们的军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强卖强买者杀之。
开完会后,土匪要一些群众带路,去找共产党,说是找到后赏大米吃。
土匪还要我们列出一份各村共产党员的名单,我说我不识字,也不会写字。
土匪最后过来问我们:“我们台湾的钱都花不完,你要不要跟我们去台湾?”我低着头吓得都不敢回答,回了一句说:“我有家庭了,不能去台湾!”那个土匪头哈哈大笑,然后对另外的土匪摇摇头,大概是说大陆的女人很笨。

饿死也不吃土匪留下的白米饭!
讲述人:杨九孙,1952年出生,西高企下人
土匪打仗过来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刚出生,阿母带着我躲在后厢的米缸里,家里其他人蹲在茅草屋后,整整两天没有下来。第三天,听着外面的枪声渐渐少了,我的阿爸杨九仔才爬出去看,他躲在屋后,刚好看到十几个解放军从远处跑过来,很多人身上都是血,阿爸看他们中间的一两个会说本地话,就跑出来问现在仗打得什么情况。解放军说他们要撤到九龙山附近去,阿爸就给他们指路,然后赶紧回屋了。没想到土匪从后面追了过来,他们以为阿爸把解放军引到家里来了,二话不说抓起手榴弹就往我家屋子扔过来吉吉算命网。第一颗扔在门口,爆炸了峰不二子,阿母赶紧抱起我从缸里爬出来,从后面逃了出去。土匪没有看到解放军,又向家里扔第二颗手榴弹,扔在厝顶,杉橼瓦片全部炸碎,瓦片从屋顶一片一片掉下来。阿爸听不懂土匪在外面的叫喊,只管在屋里破口大骂土匪,不肯出门。土匪又从窗户扔进第三颗手榴弹,把楼板炸碎了,阿爸的腿也被炸伤,我的阿母抱着我,眼睁睁地看着我家的屋顶倒塌,我的家被炸毁了,阿爸压死在了石头下。
土匪撤离后,阿母哭晕在路边,是邻居过来扶起她的。一个村里人过来说,土匪这两天在她家的院子里烧火做饭,撤离时留下了几大锅白花花的大米饭,叫阿母带着我过去吃。阿母说,她恨死土匪,饿死也不吃他们留下的白米饭!

我家唯一的猪被杀了
讲述人:林荣清 1962年出生 港南西户人
我家西户,儿时听爷爷讲,那天早起开门,家门前的海面上来了好多各种各样的船,开始也不明白怎么回事,等国民党兵登陆了才知道要打仗了,赶快跑。那年我四叔11岁,五叔9岁,由于兵荒马乱,兄弟俩与家人逃散了,路上,五叔不小心掉到一口井里,四叔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弟弟救出来,然后背着他继续逃,到现在还传为美谈。打了几天以后,国民党兵突然从岛上撤离,老百姓可以回去了。我婶婆家养了一条打肥猪。回家一看,我家唯一的猪被杀了,只剩下一张皮,嚎啕大哭。这挨枪子的国民党兵!那时也没地方申诉,只有老百姓自己埋单。好在还有一张猪皮,收拾一下,可以大吃一顿,于是去厨房升火。当拨开灶堂里的草木灰时,发现里面有银元,20个,惊喜万分,原来是国民党兵留下的…… 对老百姓而言,这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我婶婆一直压在箱子里不舍得花,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银元我还见过,都是袁大头的……
我到底叫什么名字?
讲述人:外号“土匪婆”,女,1935年出生,后兰人
阿妹,你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自己都想不起来了,别人叫我“土匪婆”,已经叫了几十年了,我的名字,在我十七岁以后,就没有人叫过。我的十七岁,就是你说的1952年,那年过了秋,山上一片荒凉,连猪食的草根都没有地方找了。那一天,阿母让我去上山扒草,我是后兰人,家门口就是九龙山,但是山上的草都被人扫光了,我翻过几座山,才扫到半箩筐的草,心想回去可以烧几天的饭了。走在回家的路上时,张瑶萱前面突然来了一群穿军装的男人,大概有五六个,手里都拿着枪,我第一次看见这样打扮的人,不知道他们是干嘛的,他们手里的枪我也不认得,他们说的话,我也听不懂,但是我阿母交代我路上不要和不认识的男人说话,我就躲开了,谁知道他们追了过来,我才吓到了,一路跑回来,他们没多久就把我追到了,五六个围着我,发出可怕的笑声,然后,其中的一个男人就放下枪支过来,把我按倒在地上。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和一个男人说过话,见到男人就脸红,更没有被男人摸过身体。那个“狗吃人”竟然把我的衣服一件件撕开,我哭喊着也没有用,旁边的那群男人都放声大笑,我用力咬住他的手臂,他就扇了我几耳光,最后,我的裤子也被脱了,全身赤裸躺在草地上,那个“狗吃人”把裤子拉链一拉,就扑倒在我的身上。当时,我直觉得被狗咬一样疼痛,什么都记不得了,我唯一能用力的地方,就是把头狠狠地撞到地上小艾琳,然后终于晕了,也不记得后面还有没有人再扑过来……我醒来时,他们都走了,草地上有血,一条蛇在不远处卷着舌头。我抓起被扯破的衣服,背着箩筐,往家里跑去,路上就听到巨大的枪声不停作响,我这才隐约知道打战了。回家一看,家里果然都没有人,阿爸阿妈阿哥不知道都躲到哪里去了,我只好躲在后厢的一个大瓦缸里,气都不敢出。
两天后,家里人才回来,原来他们都躲到山洞里去了。我才知道原来是土匪打进来了,村里人一个个脸色铁青,他们听了一夜的枪声,回来时,看到九龙山下的海滩上全是漂流的尸体,他们从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死人,不知道自己还能再活多久。我真不敢在这个时候把自己的事告诉他们,一怕让他们再担惊受怕,二怕别人笑话我。心想,事情过去了就算了。谁知道几个月后,我的肚子就显出来了,我还不知道没有来那事就是怀孕,以前只听大人说,男人和女人牵手睡在床上才会有孩子的。我们这一辈人又傻又土啊,等到大人知道怀孕的时候,孩子都已经成形了。那个时候的女人,未婚先孕,该是多大的笑话!阿母知道真相后,一边骂死半路的土匪,一边又要面子不跟人讲,也知道怎么去堕胎。
孩子出生以后,村里人却不放过我,他们管我叫“土匪婆”,管我的孩子叫“土匪仔”。村里人见到我们都吐口水,我几十年都没有出过门。阿妹,我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一无所知,我只知道它夺走我做女人一生的颜面。我在这个世界上早已没有名字了,现在也想不起来了叫什么,你还是叫我“土匪婆”吧!反正我都是要入土的人了。

我用一只眼睛活着!
讲述人:陈大明,1932年出生,平潭城关人,解放军28军85师255团1营1连
1952年10月12日,平潭28军突然收到紧急情报,南日岛陷入敌军包围,我们在叶飞司令的指挥下,在福清举行誓师大会,高喊“头可断,血可流,决心战斗到底,夺取最后胜利”的口号后,集结几十艘机帆船向南日岛进军。没想到,还没靠近南日岛的海面就受到敌军的阻击。海面上硝烟弥漫,炮声枪声如雷贯耳,当时海风很大,由于指挥缺乏海防斗争经验,加上我们的水师兵作战经验不足,场面一片混乱,甚至连潮水都没有算准,起先只能在岛的对岸干着急,后来海风一吹,许多战士拿着炮弹找不到炮筒,拿着炮筒找不到炮弹。我们的水师兵奋不顾身,奋力登岛,许多人牺牲了。
最后,仅有一半左右的战士在白沙洋沙滩登岛成功。登岛后,我们占领了一座高山,和敌人展开激战。我以副班长的身份,带着五个战士冲向敌区,但是由于寡不敌众,几分钟时间,就有三个战士中弹牺牲了,他们就死在我的身边,血肉迷糊,临死前嘴里只念道“疼,疼”。我来不及擦拭眼泪,就被对面打来的炮弹浓烟淹没,眼前一片模糊。听到连长高喊着:“同志们,站起来!向敌区前进!”后面的几十个战士勇猛地向前冲,但是,几步就倒下去几个,我班的五个战士全没了,我自己也被子弹打中,倒在血泊中,连长过来拉我,却中弹身亡。我听到他倒下去时费尽全身力量对我说了一句:“我们不能给85师丢脸!”
不时袭击而来的炮弹将我炸昏迷过去,能感觉到敌人用铁铲将我狠狠砸了五六下,却睁不开眼睛,也叫不出来,他们见我没动,以为我死了,连长和其他的战士的尸体估计都被铁铲砸过,逐个检查过。我一个人在山头的野草地上躺了一天一夜,耳边不时传来枪炮声,闻到浓厚的火药味,全身都不能动弹,任凭风吹日晒,偶尔能睁开眼睛,迷迷糊糊看到一片火海,几堆血肉,却没有悲痛的情感,更多时候是昏迷的,我不知道自己是在梦里,还是在去黄泉的路上。当天晚上,下了一整夜的毛毛细雨,总算把我淋清醒了。第二天我军的侦察兵走过来时,发现血迹斑斑的我还有些微弱的气息张佳蓓,侦查兵立刻叫来两位妇女群众,将我从死人堆里挖了出来。
这两位妇女是来自东岱村的婆媳,两人拼命地将我扶下山去,藏在一座古庙里,用稻草遮在我身上。从她们的对话中,我隐约判断,昨天敌军已经在村里做了宣传,威胁群众不要救助我军战士。
13日凌晨,6名敌军扛着机枪扫射全村,也冲进了古庙,他们用刺刀扒开稻草,往我胸膛撬几下,以为我死了,便离开了古庙,我又一次躲过了死亡的噩运。
不到一个时辰,婆媳两人又来了,她们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给我送来了热气腾腾的地瓜汤,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些地瓜,是她们全家仅剩下的一点口粮。婆媳俩人用汤匙一口一口地给我喂汤,我的嘴巴不能张开,她们便用筷子扯开我的嘴,硬是把地瓜汤给我猛灌了进去,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三天滴水未进了。看到我全身被雨水淋透,婆媳急中生智,用火石铁块摩擦生火,再用草纸和干杂草引火,点燃稻草,把我全身烘干。我才知道这60多岁的婆婆叫胡亚道,40多岁的媳妇叫胡金治,她们是东岱普通的渔妇,却有着大无畏的救难精神,令人敬佩。
虽然我获救了,但是一只眼睛瞎了,身上四处是子弹片,根本不能动弹,也不能站立,想想自己成了废人一个,面对南日岛的大海,有跳下去的冲动,却没有力气。婆媳俩知道我的悲伤后,时刻盯着我,为了掩护我,又把我送到一个渔民家疗养,像亲人一样照顾我。
敌军撤走后,我才被部队送到福清医院治疗,一只眼睛失明,身上二十多处弹片,肩上,手臂上,大腿上,没有一个地方是完好的,已经属于残疾军人。那时的我还没有成家,听到这个消息后,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当场有轻生的念头。但是营长告诉我,我们连,大部分战友都牺牲了,一百多战士的尸体顿时在我的眼前飘过……都是我们肩并肩的同志,我还能再死吗?我死了,谁给他们烧纸钱呢!
想到这,我必须活下来,尽管痛不欲生。我只有一只眼睛,身上还有十多处的弹片未能取出,但是我已经活到将近九十岁了,我必须再活下去,为了每年都给我的战友烧纸钱!

都是自己人,请补我一枪!
讲述者:孟茂三,浙江“反共救国军”成员,少尉排长,现居台湾
我是浙江人,在“国共纷争”中,我们是中立的军队,不归属任何一方。然而大陆解放时国民党军撤离的消息我们未能知道,因而四处窜逃。如果不跟着蒋介石去台湾,也有可能被共产党打入反革命队伍,甚至有可能被消灭掉,为了生存,我们加入了“反共救国军”的队伍,但是没有去台湾。
我们在金门岛接受了美国西方公司的严格训练,在黄八妹的带领下,在东南沿海打了上百次的骚扰战。西方公司给我们的宣传口号是:“反攻大陆去,大陆是我们的国土!”
每一次打骚扰战, 我们的士兵都希望这是国共最后一场战役,好让我们也安定下来,成家立业。每一场和解放军的较量李少石,我们其实都很矛盾:打吧,都是抗日战场上肩并肩的战友;不打吧,战争无法停止下来。所以,很多士兵其实是人在战场,心不打自己人。
1952年10月10日晚,我们临时接到通知,说要去打骚扰战,为了稳住军心和保密工作,没有提前告知明确的目标和任务。几千名“反共救国军”在金门海滩集合,上船,半夜十一点出发。我们进入了LVT战车,每一部战车里都有六到九辆水陆两用的战车。凌晨到达作战地点,我们才知道是去打南日岛。拿到宣誓单才知道上面的任务:“突击南日岛,不成功便成仁……”
以为抢滩后,成功占领高山就可以了。第一天很顺利,岛上的大多数解放军很快被俘虏了崔冠可。以为任务结束了,没想到上面临时要求我们机枪扫射,大炮轰鸣,很多人不愿意真打,但是听说有援军要来,没有退路了,才打得很惨烈。岛上的武器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国民党军几乎是用大炮血洗南日岛。我们底下的士兵都不太情愿看到这样的场面,很多人对着天空开枪,也有的把炮口对着天空。
有一个解放军的连长,好几枪都没有把他打死,脸上血肉模糊,还高喊口号向我们冲过来,都是当兵的,我们在心里能感受到他非常英勇,沙滩上都没剩几个人了,实在不忍心再朝他开枪了,他被我们逼到绝路了,不愿意被俘虏,躺在地上疼痛难忍,看着我们,央求道:“都是自己人,再补我一枪吧!”当场就有几个士兵偷偷转过去抹眼泪,朝天空开枪后,狠狠地丢下枪支文熔光,不准备再打了。
我们都是来自大陆的士兵,我们还来打大陆人,即便打赢了,我们还怎么回来?我们不希望打自己人,我们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我们的子弹应该是用来抵御日寇,可是却对准了自己人!战争年代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悲剧,历史不会承认非正义的英勇。许多年过去后,我们的良心依然遭受着谴责!

我再也回不去了
讲述人:曾创和1940年出生参加南日岛战役时被俘虏到台湾
南日岛战役时我才十三岁,刚刚入伍几个月,那时候解放军大部队都去了朝鲜战场,增援南日岛连我们这些娃娃兵都派上了。
我们部队还没有到岛上时,解放军已经伤亡惨重了,一个连一百多人,仅剩十多个。我是被抱着下船去的,到岛上的一个沙滩,机枪还不太会用,敌人的子弹就来了,子弹从我的手臂穿了过去。在战场上,我没有杀过一个敌人就被俘虏了,连同596名解放军被俘虏到了台湾。许多解放军干部自尽,当时我年纪还小,心中没有那样的大义,一心只想着自己是家里的独子,如果自己死了,父母怎么办?台湾军队一直给我们宣传到了台湾的好处,宣传反共抗俄的思想,因而我们根本没有判断力,到底那一边才是真正的正义?
我们几百人在基隆港宣誓加入国民党,前几个月才刚刚宣誓加入共产党,现在又要我们背叛,军人的良知让我们愧疚,因而我们唱《反攻复国》歌曲:“打倒俄寇反共产,消灭朱毛杀汉奸”的时候,我们嘴巴假唱却不敢发出声音。但是我们的手臂上“反共抗俄,复兴中华”的刺青印记却成了我们心中抹不去的伤疤。
在台湾生活这么多年来,我对父母家里的情况一无所知,尤其在台湾军队,受过洗脑后,明白俘虏这个身份的可耻,更加没脸回到大陆来认亲。家在哪里,什么时候能回家,我永远都不知道。
我的人生,因为遇到南日岛战役的“反共救国军”而成为俘虏,现在,我再也回不去了,历史只是代表一个数字,而过往永远是伤痛,回头遥望,家是越来越远的海岸,台湾成了我人生最后的岛屿。

我一定要找到他!
讲述人:蔡民主 1951年出生山初南浦头人
打仗那年,我才两岁缺德社,我的母亲叫刘九美,当时听到枪声响后,家家户户吓得把门都关起来。我的母亲刚刚关上大门后,听到院子里有人在用本地话喊道:“阿母,快开门,救救我!”我阿母见到一个穿着军装的解放军朝自己的家门口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想都没有想就开门,将他拉进了屋里,一问,才知道他是山初团部的侦察排指导员,名叫杨希贞,山东人,年仅27岁。
希贞指导员进屋后没多久,国民党就随后追了过来,用力地敲着大门喊人,并朝天空开枪,几颗子弹还射进门板,杨希贞示意我母亲去开门,自己一转身,从围墙跳到了后院,躲在了草堆里。我母亲开门后,土匪就用粗暴的声音问道:“有看见坏人不?”母亲吓得不敢说话,只会摇摇头,一群土匪拿起枪支到处去捅,打开了通向后院的小门,发现了草堆,用枪支戳进了草,但是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迹象后,又到别处寻去了。
杨希贞为了不牵连我家,第二天天未亮准备逃跑,没想到跑到海边,又被土匪发现。神勇的他靠着体力用力跑,把追赶他的土匪甩掉了。杨希贞本来又要往我家跑,跑到了门口不敢进去,转身躲到了我们家隔壁的一座土地庙里。
到了晚上,我们家人一天都没有出去吃东西了,我阿母跑到后厨的水缸里去抓花生,从窗户上看见杨希贞站在庙门口,他不敢进来,也不敢说话,望着我的阿母指了指他的嘴巴,示意他饿了,也想吃花生,那一晚,是农历十六,月亮的光照在希贞的脸上,阿母的眼泪都掉下来了,于是阿母用衣服兜了一袋的花生,从窗户丢过去给他吃。
第二天,土匪把我们南浦头全村的百姓都召集到土地庙前的小广场逼问,谁家里要是藏着“坏人”或者不说出下落,就要枪毙了他全家。我奶奶和我阿母都站在广场上听土匪的训斥,而此刻希贞正躲在庙的门板后面。
我胆小的奶奶忍不住土匪的训斥和恐吓,小声地对母亲说:“你这个女人,你不把他说出来,是要害了我们全家和全村吗?”
阿母苦苦哀求道:“那么活生生的一个人,我怎么忍心把他交出来送死!除非土匪自己搜到他,那我没办法,不然杀我了,也不能说!”
当时气氛异常紧张,两个土匪就靠在土地庙的门口,他们万万没想到,要搜的人就在门后,两个穿长衣的长官走过来,还用手摸了摸门,幸运的是,逼供无果后,土匪就把村民解散了,土匪走后,我阿母立刻跪下来谢天谢地!
因为不忍心看着希贞挨饿,阿母再一次冒着全家的生命危险,让希贞躲到自己家里,为了不让土匪发现炊烟,她未亮就起来烧饭给希贞吃。而这时,我家人才发现,希贞的身上一直绑着四颗手榴弹,万一被发现,就立刻同土匪同归于尽!当然,陪葬的还有我们一家。
第三天后,杨希贞才知道自己成为这场战役唯一没有被俘虏的幸存者。
战争结束后,他在山初团部继续工作,这期间,他把我的家当作自己的家,经常过来看望,管我的父母叫阿母阿爸,管我的哥哥叫阿哥,管我叫弟弟。母亲也把他当作了自己的儿子一样疼爱。可惜我只有两三岁,脑海里没有留下一点点关于他的印象。
直到1953年,杨希贞过来告诉我们他要调走,特地叫我们一家和他合影。我们一家五口人坐在椅子上,他则蹲在椅子旁边。我哥哥不知道什么是拍照,他听说闪光灯一照,会死人,吓得从椅子上滚下了,撞到了腰。希贞对随来的兵说莫小棋三级,这永远都是我的家,南日就是我的故乡!临别那天,母亲和他相拥而泣,当时怎么也未料到他这一去,竟然是个永别花花公子拉瑞!

希贞调走后,没多久就给家里寄了一封信,由于全家都不认识字,只好到隔壁村请人念,回信也是请人回。请的是初山人刘金凤,他告诉我母亲信是从黄石寄来的,想必希贞是被调到黄石去工作了,具体什么单位或是部队,刘金凤也不肯说,后来,不知道刘金凤给他回了什么内容,希贞就再也没有来信了。后来才知道,刘金凤是国民党参议员“南日皇帝”林德盛的号兵,不知道这里面使了什么坏也未必。
和希贞失联后,我们一家开始四处寻找他的下落,我们常去团部的周围瞎逛,借着各种名义接近他们的团长,都毫无音讯。
有一天,团部突然叫我阿母去开座谈会,说是因为救了解放军,要受表彰,还给了我阿母一张莆田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邀请函,选她去当人民代表。阿母是由一个叫施志楷的解放军带去莆田参加会议的,那一张证书,在我们家保留了几十年。而合影和书信,却在搬家时遗失了。
破四旧时,乡里的工作组过来,把土地庙拆了,母亲拼不过,躲在家里偷偷哭了好几天,她一直认为是土地爷救了希贞的命,可是希贞联系不到,土地庙就是她的精神寄托,每当做饭时,她总是站在厨房的窗户对着土地庙的门发呆,抹眼泪……几个月后,她实在过不去心里的这道坎,要我们重建土地庙,我们害怕工作组,只好用几块简易的石头搭建了一个小庙,唯供母亲烧香。
后来我家人从团部华政委那里打听得知,杨希贞当上了某军区军长,我们全家都高兴起来,
当我们问华政委是在哪个军区时,华政委居然很不耐烦地训斥道:“问这么多干什么,不是已经给你们表彰了吗?还想要什么功劳?”于是我们便不再打听他的去向。
直到文革时,我们又从另一任大陆来的政委那里得知,希贞被红卫兵抓起来了,罪名说是贪生怕死,因为整个团部的战士都牺牲了,就他一个人活下来,不是贪生怕死逃跑是什么?
听到这里,母亲陶陶大哭,如同丧子之痛。她要带我们全家为他去举证,为他平反。可是我们连他在哪里都不知道,上哪里去为他平反?个性分组我们前方百计去打听那位政委的联系方式后,那位政委突然癌症走了。
母亲的晚年一直在哀痛中度过,直到她94岁去世,临终前,她紧紧地交代我们一定要打听到杨希贞的下落,这一代找不到,下一代继续找,子子孙孙找下去,为他举证,为他平反……因为他是我们的亲人!
我一定要找到他……
——选自《南日岛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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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章丽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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